宋人称北宋前期盛时已是“所入之财比于唐代之盛时一再倍”，且北宋财政收入总体上不断增长，熙宁元丰后“比治平以前数倍”，蔡京变法后“比熙宁又再倍矣”。
北宋财政增长首先来自于较唐朝更加严密的财政征调制度。北宋前期三司统领财政，“国家用调责之三司，三司责之转运使，转运使责之州，州责之县，县责之民”，形成“三司统发运，发运统诸路，一路之漕臣统诸州，上下相维之势”。元丰改制后户部总领全国财政，分左、右曹，左曹统领转运司、州、县的“经赋”系统。熙宁变法设立朝廷财政的同时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司农寺—常平司—常平给纳官管理系统，专门负责朝廷财政的征管，朝廷财政“付司农寺系帐，三司不问出入”，甚至“虽天子不可得而用”。元丰改制后户部右曹取代司农寺负责朝廷财赋，仍保持计司之外的独立地位。严密的制度设计保障了国家财政的征调。
北宋财政超过汉唐更来自于工商业税源的开拓。首先是财政思想的变化。北宋虽然立足农本的“食租衣税”仍是“政治正确”，但这一幌子下的财政思想已然焕新。宋人深知募兵制下“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计天下二税上供之外，能足其食乎？”必须开拓工商业财源，因而用农本来解释为何向工商取利，称“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须取之于农。以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
“取之于豪强、商贾，以助国家之经费，而毋专仰给于百姓之赋税，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经国之远图也”。利用商贾“助国家之经费”，使“大商富贾为国贸迁”的途径是官商共利分利，“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
北宋的经济制度设计极为巧妙，不仅能高效的收敛天下之财供国用，还能让百姓不至于因为饥饿、贫困而发动大规模起义。
以至于民贫而兵弱，外事多辱，割地求和、纳钱多。
用钱来换天下之财富，换取和平，也难怪‘区区三十万’就让真宗选择躺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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