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其实是一个相当尴尬的国家，他们过得很别扭。
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大国，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一极，但实际上，在国际上他们往往又得不到自己认为的‘相应’的待遇。
他们自认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法国的国际地位高山仰止。
然而，与法国高高在上的国际地位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法国的国际形象却几十年如一日的一言难尽。时至今日，网络上的“乳法”段子依然满天飞，无时无刻不在告诉全世界：法国的脸面，一直不曾存在过。
对于一个大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结果，要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综合国力决定国际地位和脸面，然而法国的国际地位却始终与国际脸面长期脱节，虽然地球人都知道法国的综合国力出类拔萃，国际地位举足轻重，但提起法国依然情不自禁地不屑一顾。
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欧盟的“双巨头”之一，是G7成员和北约成员。按理说，拥有这么多“头衔”的国家理应是个影响力巨大的国家。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尽管法国有些影响力，但却缺乏“领袖气质”，尤其是在历史性转折的关键节点上，法国又常给人“缺乏担当”的感觉。究其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合适定位”。
近现代以来，法国始终都是欧洲乃至世界上的传统强国。二战前，法国与英国并称两大殖民帝国；二战后，法国是代表着战后治理体系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它还是欧盟的“领头羊”之一；经济上是G7成员，其GDP总量长期保持在世界前七名的水平；法国是制造业强国，并有着自主的科技研发体系。军事上，法国是“核弹俱乐部成员”，并有着完备的军工体系。
从软硬实力角度来说，无疑，法国都是世界性的强国。然而，它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显然与它的实力不相符。根本原因就在于每逢重大历史关键时期，法国常常会“掉链子”，即缺乏“担当”的勇气。
一战后，法国和英国的绥靖主义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没能避免。二战中，号称拥有欧洲大陆第一陆军的法国与纳粹军队一触即溃，仅坚持40多天就向希特勒举起了双手。幸亏是戴高乐将军没有放弃抵抗，才给“心比天高”的法国留下了“翻身”的契机，否则，法国很可能在二战后就沦为了“平庸”。二战后，在丘吉尔的力挺下，法国勉强以战胜国的身份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总算是保住了法兰西民族的一丝尊严和参与世界事务的权力。当然，“战略家”丘吉尔力挺法国也是有着战略私心的，那就是为了制衡欧洲大陆的另外两强，即德国和俄罗斯。可是，内心“纠结”的法国却自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一番折腾下来，法国仍然在“徘徊”中，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直白地说，就是“很尴尬”。
法兰西民族是浪漫的，同时又是高傲的。当浪漫和高傲有机结合在一起之时，法国就会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然而，更多的时候，浪漫和高傲却是对立的，或者是各自呈现的，后果就是“纠结”和“想当然”。而这种“纠结”和“想当然”则使法兰西民族的“灵魂”被扭曲。
法国在一战损失惨重，内心发怵和自私心态导致了绥靖政策，直白地说，也就是失去了“血性”。这样的心态就是二战近乎于“不战而降”的原因。同时，“不战而降”的经历又使高傲的法兰西民族感觉“羞辱”。也就是说，“浪漫”使法国选择了投降，而高傲使他们“难过”，这也就导致了法国人的“纠结”。
高傲的法兰西民族很想挽回声誉，而且心情非常急切。可是，证明自己需要实力。然而，战后“实力不足”的法国自然难以在欧洲和世界上获得尊重。于是，浪漫的法国人开始了“走捷径”，即另辟蹊径。以便于使自己被关注和有存在感。
不得不说，戴高乐将军确实是想拯救法国，并使法国重获大国地位和大国尊严。于是，戴高乐将军在创建第五共和国后提出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地缘政治战略。而在国际事务上，戴高乐将军则奉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在军事上，法国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显而易见，戴高乐将军是想让法国成为冷战时期的“世界第三极”。
客观地说，在冷战时期，法国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比如，美英不愿放弃，也不能放弃法国，而苏联阵营则将争取法国当作了打击西方的“政治武器”。所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段时期，法国颇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法国人很快就发现它“什么都不是”，或者说，它只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较量时利用的“筹码”而已。也就是说，那时的法国只是赚取了“世界性大国”的名头，而在实质上，法国的影响力却在被美苏两国不断削弱。比如，在美苏两个新兴超级大国的心照不宣地“默契”配合下，法国在中东地区和非洲的殖民地利益被美苏两国不断“蚕食”。还比如，“领导欧洲大陆”的战略更是被美国碾压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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