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说到袁术，这次说他的兄弟，袁绍，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人，在我看来他算的是这乱世中的杰出人物。他也出身“四世三公”的家族，袁绍自带锋芒，仪表凛然，他之后干的每一件事都能影响汉末的政局。从诛杀宦官、联结豪杰以诛杀董卓，到占据冀州、横扫山河，然而，官渡之败，似乎使他的一切荣光瞬间黯淡，留下千古憾事！
他的家族在汉朝的政治舞台上拥有无可比拟的权势和影响力。袁绍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心怀大志，气宇轩昂，他的早年生活充斥着贵族的气息和激扬的文才。
袁绍不到二十岁便出任县长，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在那个时代，能够如此年轻就担任县长，彰显了他的家族背景，据史书记载，袁绍在任内“以其宽雅亮直，高自矜许，士之好言饰外者，莫不奔走效之”。
袁绍的仕途也不一帆风顺。在成为县长后不久，他母亲去世后决定离职守孝，这是一等一的孝子，守孝结束后，面对日益腐败的东汉朝廷，袁绍没有选择回归官场，而是隐退于洛阳，看透了这个朝廷。
隐居期间，袁绍并未与世隔绝，反而更加专注于学习兵法和策略，与当时的许多有文化和智慧的人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和策略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袁绍对反抗宦官专权、恢复汉室有了更深的认识和准备。
可以说，袁绍的早年经历为他后续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高贵出身让他自然具备吸引人才的资本，而他的个人魅力和能力又保证了他能在东汉末年的混乱局势中占据一席之地。正是这段看似平凡的日子，为袁绍后来的崛起垫下了坚实的基石。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已酝酿着对未来的不同寻常的抱负。
公元189年汉灵帝的驾崩，宦官势力与大将军何进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顶点。袁绍他与何进及其他力量结盟，共同决定铲除宦官，从而拉开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的序幕。袁绍的机智和决断力在此过程中展现无遗，他不仅是策划者，更是行动的主导者。
在成功废除宦官后，东汉朝廷陷入了更进一步的混乱之中。此时，董卓趁机入京把持朝政，引发更广泛的反对和不满。他又联合各路诸侯，组成了反董联盟，并被推举为盟主。
董卓之乱最终被平息，但天下并未因此归于太平。相反，随后的局势更加动荡不安，群雄并起，各自割据一方。袁绍占据了冀州，迅速扩张其势力范围，他不仅巩固了自身的地位，还通过与其他诸侯的合纵连横，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政治动态，使得自己的势力迅速壮大。
身为汉末最强的诸侯之一，袁绍在一统北方后，目光自然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中原。建安五年（200年），袁绍与曹操之间的利害冲突达到了临界点，终于在官渡爆发了一场决定性的大战。此役不仅是兵力的较量，更是智略和心理的角逐。
袁绍手下拥兵数十万，远胜曹操的数万兵力。然而，战争的胜负往往决定于细微之处。袁绍在战术上的保守和犹豫，对比曹操的灵活和果断，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分水岭。在沮授的建议下，袁绍本有机会采取火攻，一举消灭曹军，但是他的疑心病太重了，犹豫不决，让这个好机会错过了。同时，内部不和也为袁绍的失败埋下了隐患。许攸的背叛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倒戈，更是对袁绍权威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袁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官渡之战的失利对袁绍来说是毁灭性的。这不仅是因为兵力的损失，更因为此役极大地损害了他的威望和统治基础。战败后，袁绍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面对自己事业的可能终结和家族的未来安危。他的忧虑和病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官渡之战后的袁绍，虽一度掌握着冀、青、幽、并四州之地，但其健康与权势却因战败而急速衰退。建安七年（202年），袁绍在病榻之上结束了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他的逝世，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其家族命运的多舛。
袁绍临终之际，将大部分遗产与权力传给了小儿子袁尚。这一决定加剧了家族内部的分裂与对立。长子袁谭对此极为不满，认为理应由自己继承父业。袁尚得到父亲偏爱得到的支持，这种偏爱并未能带来家族的团结，种下了不和的种子。
袁尚继位后的局面极为不稳。一方面他要应对自己兄弟的不满和挑战，另一方面还要面对曹操不断增强的压力。在这双重压力下，袁尚试图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和外部联姻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但这些想法收效甚微。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氏家族的内部矛盾愈发激烈，导致力量分散，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战线。曹操利用这个机会，逐步削弱袁家的影响力。在一系列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袁家逐渐失势，最终导致了整个家族的崩溃。
袁家的兴衰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命运变迁，更是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局面的一个缩影。袁绍一生的经历和他建立起来的势力，最终败在了他自己儿子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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