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并不彻底的拨乱反正
至德二载（757年）十月十八日，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两京，玄宗、肃宗父子“二圣”重新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国都长安，叛匪安庆绪带领残部退保邺郡（今河北邯郸临漳）。
重返长安，除去必要的戍防、安抚之外，拨乱反正无疑成为摆在肃宗面前的一项急迫而重要的工作。
当初玄宗父子仓皇逃离，大量官员留滞在东、西两都落入叛军之手，主动或被迫替安禄山父子效力，其中也包括前宰相陈希烈在内的一众高级官员。这些人该如何甄别处理，直接关乎到朝廷对于平叛一事的态度与立场
十二月，肃宗成立了由礼部尚书李岘为组长，兵部侍郎吕諲、御史大夫崔器参加的审讯组，专司查办、处理陈希烈等人叛唐投敌案。
李岘因吕諲、崔器过于刻薄严厉，担心他们把案子搞偏，牵连到无辜人员，特地指派殿中侍御史李栖筠为判官，负责具体的查案工作。李栖筠为人正直，处理刑案一贯秉持公平宽恕的原则，受到时人赞许。
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讯问，基本坐实了陈希烈等人罪行。崔器、吕諲的意见是把所有做过叛军官职的大唐官员，不问原因一律处死，肃宗想也不想便准备接受。
李岘认为：“投敌的大多是皇亲国戚或功臣子弟，把他们一律以叛国罪处死，不符合仁义宽恕的道义。何况河北地区还没有平定，群臣在叛军中效力的仍有很多。如果从宽处理，等于给这些人打开了一条自新之路。倘若全部杀掉，反倒让他们铁心跟着叛军干。吕諲、崔器二人只知墨守法律条文，不识国家大体。建议按照‘只斩匪首、胁从不问’的原则处办，请陛下您三思。”
经过多日争论，肃宗最终采纳了李岘意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定下六等罪行处办标准：一等罪公开处斩；二等罪恩赐自尽；三等罪杖刑一百；四等以下流放、贬官。
有了这个原则，前河南尹达奚珣等十八人被判一等罪，于长安西南独柳树下问斩。达奚珣在洛阳城破当天就投降了安禄山，与同在洛阳却为国殉节的李憕、卢弈相比死的一点不冤。
陈希烈等七人定了二等罪，在大理寺自尽，前宰相张说之子张均、张垍兄弟也在其内。
张氏兄弟原本都在翰林院中担任供奉，受到玄宗宠幸，特别是张垍，还娶了玄宗女儿宁亲公主为妻。但当祸乱发生时，两人却拒绝了房琯投奔玄宗的提议，选择主动归降安禄山。
按理说六等标准既然已经定了，按这个框框实行即可。但肃宗因当年张说对他有恩，偏要法外开恩，赦免张氏兄弟。
玄宗认为此二人身居高位，主动投敌罪不可赦，没有同意。肃宗跪下来流泪恳求，说什么：“儿子当年全亏张说父子才有今天，如果不能挽救张氏兄弟，将来在地下有何脸面去见张说。”
玄宗勉强同意改判张垍流放，但无论如何也要处死张均，肃宗只得答应。
没多久，有从叛军回来的人传言：“跟随安庆绪到邺郡的那些唐朝官员，听到陈希烈等人被杀，更加坚定了跟随叛军的心志。”
肃宗听到了这些话非常后悔，他这人随意性太强，做事毫无原则性可言，总是前后摇摆。
司马光在评价此事时不无愤慨的说：“作为国家官员，既然得到国家任命，就应该为国家效忠，不能心存贰心。陈希烈、张垍或者位居相位，或者贵为国戚。和平年代里，他们对主子的施政过失不发一言，只知一味迎合主子心意谋取荣华富贵。等到战争来临祸事开启，他们又苟且偷生，向贼党取媚称臣，为他们尽力效命。”
“这种行径连市井之徒都感到羞愧，简直猪狗不如！如果饶恕了他们性命，让他们官复原职，那就是默认谄媚之臣无往而不利。而像颜杲卿、张巡这样的忠臣，治世时将他们打发到偏远地方做个小官，乱世时又把他们丢弃于孤城中，任凭他们落入敌手，粉身碎骨也无人过问。”
“为什么善良的人总是得不到好报，而奸佞之徒却总能混得风生水起！六等定罪，已经可以了，又有什么可后悔的！”
【02】隐患多多的军制、人事改革
回到长安的肃宗，其表现与在灵武称帝大相径庭，猜疑心越来越重。
他成立了左、右神武军，所属兵员全部从跟随自己到灵武的功臣子弟中挑选，与左、右羽林，左、右神武并称“北牙六军”。此外，又挑选一千名精于骑射的士卒，担任殿前射生手，号称神武军。
这七支军队不隶属于任何一方，完全由皇帝自己掌握，交由亲信宦官管理。宦官自此开始拥有了兵权，成为可与藩镇武将、文官集团叫板的政治力量。
有鉴于安史之乱爆发后内地武备废弛无兵可派的事实，肃宗参照边防军镇做法，把河中防御使升格为节度使，将剑南分为东川、西川两个部分，把安西改为镇西。后来又相继成立浙江西道、浙江东道等节度使，导致全国各地藩镇林立，都拥有了可以独立指挥的军队，为大唐后世培养出一帮反朝廷的异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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