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
在地理方面，裴秀创制了《制图六体》，即编制地图所应遵循的六条准则：一，“分率”，即比例尺；二，“准望”，即方位；三，“道里”，即距离；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其中后三条说明各地间由于地势起伏、倾斜缓急、山川走向而产生的问题。裴秀认为以上六条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如果地图上没有比例尺的标记，则不能确定距离的远近。如果只有比例尺的标记，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向虽然从某一方向看是对的，但从其他方向看就不对了。如果只有方位的确定，而无道路的实际路线和距离的表示，那么在有山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该怎样通行了。如果只有路线和距离的标记，而无地面高低起伏和路线曲直的形状，则道路的远近必定与其距离不符，方向也弄不清。所以六条准则必须综合运用，相互印证，才能确定一个地方的位置、距离和地势情况。因此可以说，现代地图学所需要的主要因素，除经纬线和投影以外，裴秀都已谈及了。自此以后，直至明代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传到中国前，中国绘制地图的方法基本上都依据裴秀所规定的“六体”，可见其成就和影响是至深且巨了。其次，裴秀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裴秀看到汉朝保存下来的一些地图既没有比例的表示，也没有方位的确定，连有名的山脉河流都不备载；一些地图虽有粗略的轮廓形状，但不够精确，难以依据；甚至有的地图更绘得奇形怪状，远离实际。为此，裴秀仔细钻研古代地理资料，比较了往古和当时的山脉河流、池塘沼泽以及疆域界限、行政区域变化，还查考了古代城市乡村聚落和水陆交通的变迁，运用其制图六体的科学方法，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
数学
在数学方面，刘徽完成《九章算术注》，是中国数学史上宝贵的文献，即在世界数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主要贡献如下：
极限观念与割圆术。
关于体积计算的刘徽定理。
创立十进小数记法。
改进了线性方程组的解法《九章算术》中有一章专讲线性方程组问题。
总结和发展了重差术我国古代，将用“表”（标杆）或“矩”（刻划以留标记）进行两次测望的测量方法称做“重差术”。
东亚
景初二年（238年），倭国中邪马台国的卑弥呼女王派遣难升米和都市牛利两个使者[62] ，来到朝鲜半岛上的带方郡，向太守刘夏提出，希望能去魏都洛阳朝见魏国皇帝，进献贡品。刘夏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亲自带领使者来到了国都洛阳。这两位使者向魏明帝献上了四个男奴隶，六个女奴隶以及二匹二丈的布。
远涉重洋来朝贡，让魏明帝非常高兴，于是下诏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同时封正使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副使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并赐以银印。作为对卑弥呼贡品的答礼，魏明帝赐给绛地交龙锦五匹、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又单赐卑弥呼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珍珠、铅丹各五十斤。
欧洲
曹魏和罗马帝国也有陆路交往，增辟了与罗马交往的新北道，由玉门关转向西北，通过横坑（今库鲁克山），经五船以东转西进入车师前部（哈拉和卓）。此外，据《魏略》记载，大秦（当时称罗马帝国为大秦）的邮驿制度与中国极为相似：“旌旗黎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可以推测，那时曹魏和罗马帝国也定有邮驿往来。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是曹丕采纳尚书令陈群的意见，后来各参与方基本遵从这种不成文规定。曹丕于黄初元年（220年）命陈群制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制度。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从曹魏始至隋唐科举的确立，这期间约存在了四百年之久。[1][2][3]
九品中正制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之科举，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乃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实际是两汉察举制度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或者说是察举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2][2]
九品中正制大体是指由各州郡分别推选大中正一人，所推举大中正必为在中央任职官员且德名俱高者。大中正再产生小中正。中正就是品评人才的官职名称。大、小中正产生后，由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在该表中将人才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此表由各地大小中正以自己所知将各地知名人士无论是否出仕皆登记其上，表内详记年藉各项，分别品第，并加评语。小中正襄助大中正审核后将表呈交吏部，吏部依此进行官吏的升迁与罢黜。此项制度使得当时的官吏选拔有了一客观标准，此标准其实依然是采取地方群众舆论和公共意见，保留了汉代乡举里选的遗意。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一方面解决了选拔官吏无标准的问题，使当时一时间吏治澄清。另一方面缓解了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紧张关系，促成魏晋实现全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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