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时，名相王安石试图通过变法改变这一情况，但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改革以失败告终。
总之，宋朝政府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实行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允许土地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导致了土地高度集中在某些特权阶级手中的社会象。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放开对稀缺资源的管制，允许其在竞争市场上自由交易，无疑是使资源配置实现优化的最有效途径。
下达了“不禁兼并”诏令的宋太祖，可以说有着超越时代的经济学眼光。
事实证明，宋代开放的土地政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粮食产量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究其原因，一是政府对土地私有的承认和对垦荒的鼓励（新开垦的土地一律不需纳税，对开荒成绩显着的县加以褒奖），促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以至于耕地面积激增；二是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使得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被创造和采用（弯锄、铁耙、龙骨翻车等均为这一时期的产物）；三是租佃制度的完善使得小农户可以用较低的代价获得生产资料，承受风险的能力也有所提高。
总而言之，是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发挥了显着的作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积极扩大产量，更新技术，结果却是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科技的发展。
而国家“看的见的手”不断旁敲侧击，进一步将两宋推向封建社会物质繁荣的顶峰。
宋代土地政策的积极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农业生产上。土地兼并的盛行和生产技术的改良，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
为解决这一问题，宋朝政府积极发展工商、采矿、纺织、加工业等行业，‘五行八作’这一成语就产生于此时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行业之多以及小手工业的发达程度。
手工业的发达，又进一步导致商品经济的繁荣，从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荣光的片影。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土地兼并往往是农民起义爆发的诱因，因此历朝历代才会对兼并现象大力遏制。
但这一现象最为严重的宋朝，却并未出现过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暴动（方腊、宋江起义都未对政权构成威胁）。
可以说，“不抑兼并”带来的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
然而应该指出，缓解矛盾并不等于解决矛盾。
如果不是蒙古人的入侵打断了南宋社会的发展进程，赵家王朝恐怕早晚也要在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中瓦解。
同样是土地的高度集中，英国在这一背景下走向了工业革命（圈地运动），而中国社会却屡屡因此而陷入动荡不安，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不受约束的土地交易的确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人们有必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宋朝的土地市场真的是完全自由，不受约束的么？只怕未必。刘敏心中念叨着，对宋朝的土地租赁市场和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剖析：
宋朝的土地租赁市场是一个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上田主提供生产资料，雇佣佃户耕种土地，收取地租作为回报。
佃户出卖自己的劳力，靠租种田主的土地维持生计；但和一般的劳动力市场不同，田主和佃户在土地租赁市场上的地位往往并不平等。
一方面，某一地区的土地常常由一个或者几个大地主所有；佃户选择的范围实在有限。
另一方面，华夏农户一向把背井离乡看作人生最大的惨事之一，何况在交通不发达，信息传播也不便捷的宋代，拖家带口去寻找一个地租较低的住处，无疑也是不理性的选择。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第一点意味着土地租赁市场实质上是一个由大地主垄断的。
“不抑兼并”是宋代统治者不抑制并鼓励土地自由买卖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一政策与以往封建王朝的土地政策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自魏晋至唐中前期，封建国家的土地政策以抑制兼并为主，其基本内容有三:
1.朝廷不同程度地限定各级地主的土地占有量(至少在法律条文上).
2.干涉土地买卖，设法延滞土地集中的速率。
3.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由国家直接控制的自耕小农阶层。
国家通过直接控制土地和人口，直接向小农收取赋税，以保证租赋摇役的稳定和役兵制下的兵源，且防止地方豪强通过兼并土地形成强大的割据势力威胁国家统一。
但是，这一政策得以推行，必须仰赖于地广人稀和国家控制大量无主荒地。
中唐以后，人口的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均田制、役兵制的崩溃和两税法出现，封建国家手中不再掌握大量土地，不再以受田丁男，而改以田亩和资产作为主要赋税征收标准。
在募兵制全面取代役兵制之后，封建国家也不再需要用国家土地控制小农阶层的方式来保证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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