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说完这些话，扬扬手臂道：“马进士你接着往下讲吧！”
马归元伸长脖子咽咽口水，接着前面的话语继续讲述：
辽国的人口早公元916年有40万户200万人，公元926年是57.3万户286万人；公元952年户数已达76万，口380万；公元1000年97万户，人口将近1000万。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
契丹人借鉴、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
辽朝的土地有公田和私田两类，在沿边设置的屯田自然是公田；募民耕种的在官闲田也是公田，百姓领种十年以后要对朝廷缴纳租赋。
至于所说的“占田置业入税”则是私田了，屯田多集中在北部沿边；私田则多在辽国南境。
契丹境内的汉人依然是男耕女织维持家庭收入，同时契丹将战争中俘掠的汉人安置在腹心地区，建立许多头下军州；除少部分需上缴，其余收入皆归头下主所有。
辽廷为了鼓励百姓开辟荒地，立例若成功开辟农地可免租赋十年；形成契丹特有的农牧混合经济。
遇到兵荒、岁饥之年，也要减、免赋税。
辽朝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被编入州县，包括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和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佃户。
这些人无论经济地位如何，都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国家编户；并承担着国家的赋役负担。
寺庙的佃户多是贵族、官僚随同土地一起转赠的，是既向国家纳税又向寺庙交租的另一种形式的税户。
辽朝的畜牧业十分发达，契丹人的牧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
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捷的物质条件。
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有优良的牧场。
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
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为衣被，马、骆驼则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因此，“蕃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
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
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辽朝的重要经济来源，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
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承担着部落和国家的赋役负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这些人是牧区的劳动者、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部落贵族的属民。
辽代的冶铁业发达，发掘出土铁制的农业工具、炊具、马具、手工工具可与中原的产品相媲美。
辽东是辽朝产铁要地，促进辽朝冶铁业的发展。初期，曾以横帐和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从事冶炼。
“曷术”，即契丹语“铁”。曷术石烈在辽圣宗时因户口繁息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改编为部，仍以铁为赋。
辽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湿河分置三冶。其中手山为今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的首山镇，这里的矿冶史最晚当起自辽代。
辽国的陶艺受唐代影响，墓葬出土文物则显示部分宋代器皿及其他器皿自国外输入。
但金、银器制作亦采用唐、宋的金属打制和镀金技术。
辽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瓷器的造型可分为中原式和契丹式两类，中原式仿造中原的风格烧造，有碗、盘、杯、碟、盂、盒、壶、瓶等，契丹式则仿造本族习惯使用的皮制、木制等容器样式烧造，器类有瓶、壶、盘、碟，造型独具一格。
缸瓦窑村窑是一处目前所知辽代最大的古瓷窑遗址，可生产白釉、单釉和三彩釉瓷以及宫廷所用的官窑器物。
辽代的鎏金、鎏银、染织、造马具、制瓷以及造纸等手工业门类齐全，工艺精湛。
契丹鞍与端砚、蜀锦、定瓷更被宋人评比为“天下第一”。
马归元侃侃而谈时，不禁使刘敏想起后世考古的新发现——陈国公主与驸马墓、耶律羽之墓等贵族墓葬出土的精美金银器都反映出契丹独特的民族特色和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
内蒙古翁牛特旗广德公乡辽墓出土的双猴绿釉鸡冠壶和龙首绿釉鸡冠壶就是仿契丹族皮囊容器的模式，在壶体侧边作出仿皮革缝制的痕迹，此类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生活器皿。分散到世界各地博物馆，并作为博物馆规模标志的，高达两米的大罗汉瓷像，就是辽代产品，是从河北省易县附近山洞中被外国人盗走的。
刘敏的思议被马归元打断：辽国随着农、牧、手工业的发展，交换逐渐频繁，商业活动也日益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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