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厚，小字菩萨奴，太原府晋阳县人，后唐第三位皇帝，唐明宗李嗣源第三子，生母为昭懿皇后夏氏。自幼便深得李嗣源的宠爱，历任河南尹、宣武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成德节度使、天雄节度使等职，加授中书令荣衔，被封为宋王。被召回洛阳，在李嗣源的灵柩前即皇帝位，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叛乱，攻至洛阳称帝，废李从厚为鄂王。李从厚逃至卫州，不久遇弑身亡，在位仅五个月，终年二十一岁。
李从厚，李嗣源第三子，幼年时便爱读《春秋》，略通微言大义，相貌酷似李嗣源，因而深受宠爱。李嗣源称帝，史称后唐明宗，李从厚被加授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李从厚被外放为宣武军节度使，出镇汴州，兼判六军诸卫事；改任河东节度使、北都留守，移镇太原；改任成德军节度使，移镇镇州，不久被封为宋王，加授检校太尉、兼侍中，改任天雄军节度使，移镇魏州。
李嗣源的次子李从荣，被封为秦王，担任河南尹、判六军诸卫事。他掌管京师政务，且握有兵权，又是事实上的长子，后又被拜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始终未被确立为储君，常心有不安。李从厚是李从荣的同母弟，在朝野颇有人望，因而深受李从荣的猜忌，但他对李从荣极其恭敬、顺从，方使得兄弟之间没有出现大的隔阂。
唐明宗病重，李从荣率牙兵列阵于天津桥，准备以武力入宫夺位。枢密使冯赟、朱弘昭与宣徽使孟汉琼入禀明宗，指挥禁军平乱，李从荣兵败被杀。明宗病中闻变，病情加剧，他决定由李从厚嗣位，便命孟汉琼赶往魏州，召李从厚回京。
唐明宗驾崩，而李从厚直到三日后方才赶回洛阳，在西宫为明宗发丧，并于柩前即皇帝位。遵照明宗遗命，“以日易月”，服丧二十七天。二十八日，李从厚开始在中兴殿处理政务，并召翰林学士为他讲读《贞观政要》和《太宗实录》，虽欲励精图治，但却不懂治国之道，处事优柔寡断，且无识人之明。
当时，朱弘昭、冯赟自恃有拥立之功，专擅朝政，将李从厚的亲信都排挤出朝廷，又将禁军指挥使安彦威、张从宾外调为节度使，借机掌控了禁军兵权，李从厚虽然不悦，却无可奈何。
潞王李从珂，唐明宗的养子，自幼随父征战，在后唐灭后梁之战中屡立战功，官至凤翔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是明宗的女婿，也是战功卓着，深得军心，二人的官位、声望皆在朱弘昭、冯赟之上，因而深受忌惮。当时，李从珂的长子李重吉担任禁军控鹤都指挥使，女儿李惠明在洛阳出家，朱弘昭将李重吉，外放到亳州任团练使，削去其禁军军职，又将李惠明召入禁中，实际上是作为人质，李从珂见儿子外调、女儿内召，知道朝廷对自己有猜忌之意，心中疑惧不安。
李从厚听从朱弘昭、冯赟的建议，通过枢密院调令对凤翔、河东、成德、天雄四镇节度使进行易地调动，并派使臣监送。其中，李从珂被调离凤翔，改镇河东。李从厚本想借此削弱四镇实力，但因未按朝廷规制下达制诏，引起各节度使的极大不满。李从珂在部将的鼓动下，趁机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叛乱。李从厚忙征调西都留守王思同、护国节度使安彦威、山南西道节度使张虔钊等六镇节度使，联军征讨凤翔，同时将李重吉幽禁于宋州。
朝廷派遣的诸道军马汇集凤翔城下，大举攻城，凤翔城低河浅，守备力量薄弱，东西关城接连失守，城中将卒死伤严重。李从珂只得登上城头，自陈战功，哭诉朝廷信任奸佞，无罪诛杀功臣，他恸哭不止，哀感诸军。当时，张虔钊负责主攻城西南，因急于求功，命亲军持刀刃驱逼士卒攻城，士卒愤怒不已，纷纷倒戈反攻。羽林指挥使杨思权、严卫步军左厢指挥使尹晖趁机率部投降李从珂，王思同、张虔钊等六镇节度使大败遁走，李从珂乘胜东进，攻入西都长安。
李从厚得知诸道军马兵败凤翔的消息，不禁惊慌失措，在朝堂上对朱弘昭、冯赟等人道：“先帝辞世之时，朕本无意争夺帝位，都是被诸公所拥立。朕幼年继位，将朝政委托于诸公，对诸公所定的国家大计无有不准。这次兴兵讨伐凤翔，诸公无不自夸，称平叛不足为虑。如今事已至此，诸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祸局？如果没有，朕便西去迎接潞王，以帝位相让，如仍不免罪责，纵然是死也心甘情愿。”朱弘昭、冯赟惶惧不安，无言相对。
李从厚遣使宣召石敬瑭入朝，想让他率军抵御凤翔军东进，侍卫都指挥使康义诚打算投降李从珂，请求率京中禁军出征，而马军指挥使朱洪实则主张以禁军坚守洛阳。二人争执不休，皆称对方是想趁机造反，李从厚难辨是非，竟将朱洪实斩首。他倾尽府库，大肆犒赏禁军，并许诺平乱后还有重赏，禁军军士却并不感念皇帝恩德，反而更加骄纵，行军途中肆无忌惮，扬言要到凤翔再领一份赏赐。不久，李从厚又命处死李重吉、李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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